第七百一十二章 极端化困境（1/2）
每个人一定要多读点书，以防止被读书人骗，申时行的形象一直非常温和，以端水大师的模样出现，这种温和的模样非常具有欺骗性，在趁人之危、落井下石这件事上，申时行表现出了读书人一贯的狠毒。
趁着钱庄、票号的流动性危机，申时行趁火打劫，要他们交出最后的土地来兑现。
流动性危机不是没钱，而是因为债务没有回收，导致无法把所有的银票兑换，信任危机对于钱庄和票号是非常致命的，这些钱庄和票号，不是保庄聚敛行骗，失去了信誉就失去了一切，只能按照申时行画好的规矩办事了。
申时行在不断的、不遗余力的推动着松江府的新政，因为他很清楚，水师在侧，松江府的势要豪右不能拿他怎样。
大明皇帝宣布，要在松江府进行阅舰式，大明有春秋大阅，还有阅舰式，这两种操阅军马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大明皇帝仍然拥有武力，并且拥有对武力使用的最终解释权。
大明皇帝朱翊钧处理了一批奏疏，开封到嘉峪关的驰道已经分好了段，由河南陕西的工兵团营承建，开始施工；浙江杭州到宁波的运河，也已经开始修建，杭州到南衙、杭州到苏州府的驰道也开始了前期的绘测，要对高度、坡度、弯道等等进行设计，规划已经开始。
而户部告诉皇帝陛下，最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驰道修建了，无论是内帑还是国帑，已经只有维持国朝运作的白银，需要更多的白银，才能进一步进行基建投入。
大明皇帝、财相王国光这些年攒的银子，已经完全撒了出去，而大明要修的驰道还有很多很多，从密州到松江府，从开封到密州，从开封到武昌府，从武昌府到广州府，从吉林到奴儿干都司永宁寺。
大明国朝大臣呈现出了极端保守派，在极端保守派眼里，羁縻地区、藩属国甚至是总督府，这些都不是大明疆域，只有驰道所及之处，才能勉强算得上是大明国土，如果能够完成王化，那才是真正的实土郡县。
如果不能完全掌控，地图开疆，就像房事里只能弄人一身唾沫一样的可笑。
“穷了，得过几年苦日子，再攒攒钱了。”朱翊钧无奈的说道。
这种穷是一种相对的说法，相比较万历维新之前，一年岁收不过六七百万两银子的大明国朝而言，现在大明的财政依旧非常健康，能够维持基本运转，不需要边方欠饷，不需要朝臣们只领三成的俸禄而且还只能领三个月，户部做财政规划也是做全年而不是三个月的度支。
“银子只是变成了资产，换了一种方式，留在了陛下身边。”冯保笑呵呵的说道。
这些银子通过广泛的鼎建大工，向下开始了分配，诚然，这种分配方式看起来比较笨，但的确实现了分配，从海外流入的白银，通过驰道矿场的修建，不断地流入了腹地之中，有效的增加了大明货物的流通性。
没有人能指责陛下做的不好，只能说陛下做得不够好。
“大司徒说，其实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那就是行钞法。”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，笑容满面的说道。
因为铸币权不在手中，户部对钞法念念不忘，铸钱的铜炉在工部的宝源司手中，银币轧印在兵部和内帑的兵仗局手中，会同馆的承兑汇票，在兵部手里，只有倭国通行宝钞和海外通行宝钞在户部的手里，可是这两样宝钞，理论上，在大明是不能流通的，当然仅仅是理论。
所以，户部对钞法念念不忘，可惜，皇帝陛下对钞法的态度，比极端保守派还要保守。
“大司徒在奏疏里也写了，在没有完成白银积累的前提下，行钞法，就是误国误民的懒政。”冯保为王国光说了句好话，王国光很清楚大明行钞法的标准，现在不是时候，确切地说，银本位的宝钞，需要更多的白银作为本位，需要更多的原始积累。
朱翊钧处理了一批奏疏后，拿起了桌上的杂报看了起来，但让他失望的是，仍然没有人骂皇帝破坏营商环境。反倒是杂报对皇帝蛮横、不讲道理的武力处理万隆庄债市，给予极高的肯定，当然这些笔正们还是希望陛下手段能温和些，搞得血淋淋的不太好看，能把杀头换成沉海，就文雅了。
“这是大宗伯万士和发力了吗？”朱翊钧对这些杂报的风评，有些奇怪。
冯保非常肯定的说道：“臣问过了，大宗伯忙着收集海外番国志书，没工夫搭理他们，这种风力，其实也正常，毕竟万隆庄债市，门槛很高，多数的笔正都不知道。”
“其实笔正们也很奇怪，长江通衢九省，天下货物在松江府集散，海外白银流入松江府，明明松江府一切都欣欣向荣，发展之迅速，所有人都有目共睹，可这日子，却越过越差，柴米油盐越来越贵，各种风花雪月之地，动辄千百两银子，为什么日子过得反而越来越差，心里的怨气越来越多？”
“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疑惑，白银去哪儿了？”
“这些笔正也是迷糊，直到万隆庄债市被陛下给查处了，笔正们才清楚，原来，发展的硕果累累都被这些人给抢去了。”
笔正们也是大明人，他们也要生活，勉强活着没问题，但凡是想要做点什么，比如置办产业、买些喜欢的金石字画、绫罗绸缎等物，就得借钱，在清楚了这些东家的玩法之后，笔正们当然要对万隆庄债市的口诛笔伐。
皇帝、朝廷拿走的东西是有数的，陛下性子小，把银子拿走后也没自己浪费，更没有把银子留在内帑里长毛，都拿去修驰道了。
皇帝朝廷拿走是要兴公利，这一点笔正都无法指责，可是松江地面势要豪右这么窃取新政成果，那就引起公愤了。
很多笔正本身也是负债者受害者。
“这篇文章还不错，问问这个马经纶，朝廷抄到邸报上可否？当然署名还是他的。”朱翊钧拿出了一本杂报，看完之后，不住点头。
马经纶也是个意见篓子，相比较林辅成的大逆不道，李贽的狂妄，马经纶更多的是辩经。
马经纶认为保守的反义词是革新，极端的反义词是理性，整篇文章，都是在讨论保守、革新、极端、理性的矛盾性，进而论证万事万物发展的必然规律，循环往复。
革新派，或者说任何自我标榜的理性革新派，都是无法实现自我内部新陈代谢的，因为需要更加极端的革新派理念，完成自我革新。
中原漫长的历史告诉所有人，任何集体，无法实现自我内部新陈代谢，历史就会一遍遍的重演，而革新派，天然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，会陷入极端化困境。
一旦陷入极端化困境，就会被广泛反对，最终失败。
“从先秦时的商鞅变法到今天的万历维新，无不是如此，最终陷入了无法自我纠错的困局之中，哪怕先生主抓吏治，希望摆脱这种困局，但最终还是陷入极端化困境。”朱翊钧看着马经纶对这件事的讨论，就感觉到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感。
历史上张居正的新政，到了万历七年之后，越来越激进，甚至变得极端，尤其是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，在白银不足的情况下，不失败才是怪事，万历皇帝当然不是个东西，自掘坟墓，可是革新派的极端化困境，也是朱翊钧这个新政主持者必须要摆脱的困境。
极端，就是非理性的，理性革新派，最后都会变成非理性的革新派，进入极端化困境中，无法自拔，而这个时候，保守派开始登堂入室，开始了全面反对和纠错，就成为了必然。
当理性的保守派开始对过去的错误进行纠正的时候，矫枉过正就会出现，随着世势的发展，理性逐渐消失，然后必然陷入了下一个循环，极端保守派的极端化困境。
在某种情况下，保守派和革新派都要必然面对同一个问题，极端化的困境。
极端保守派也会被广泛反对，理性革新派开始出现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可问题是，大明能经过几次这样的折腾？别说大明，就是法三代之上，贱儒们推崇的先王圣贤们，面对如此循环往复，能经历几次这样的折腾呢？
这些年，张居正变得越来越保守了，他反对自己提出的还田令，他自己编纂的阶级论，第三卷和第四卷，压根就不肯动笔，他反对一条鞭法的全国推行，他甚至在反对过分的振武。
显然，张居正的这种变化，是在压制革新派向非理性的极端蜕变。
“这文章看起来是一篇非常无聊的辩经文章，甚至在士林里，都翻不起多少浪花来，可朕觉得他提出的这个困境，是朕必然要经历和面对的。”朱翊钧反复斟酌着面前这份杂报，写的很好，但没人愿意看就是了。
理论这种东西，向来没几个人喜欢。
眼下的大明，才子佳人才是佳话，广受追捧，这种纯辩经的文章，真的没什么市场，也不会被人关注。
马经纶个人认为，浙江九营入城剿匪、松江府蔓延的挤兑潮、崇德坊的匠人操戈索薪、废除贱奴籍时奴仆们的操戈索契都是非理性的，但这种非理性的斗争行为，却不是毫无意义的，正是这些非理性的斗争、革新行为，兜住了共识的底线。
而眼下的大明，就刚刚好，锐意革新的同时，朝中保留了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，极端保守派的存在，压制革新派的极端进程。
在原来的历史线里，张居正是无法保留一部分的极端保守派，任何反对他革新的人，都会被他彻底打击，没有皇权的支持，张居正只能摄政，不断地加速，因为万历七年以后，有了自己想法的万历皇帝并不支持张居正的变法。
马经纶觉得当下的大明就刚刚好，朝中必须保留足够的保守派，至于保留多少，那就不是马经纶要操心的事儿了，这里面的度，需要长期实践的总结，而马经纶没有这样的实践经验。
“臣让人去问问，看看马经纶愿意不愿意，如果不愿意，就给他用笔名化名一下。”冯保领旨，在他看来，这种辩经文章没有任何的意义，道理讲的再好，做事的都是陛下，陛下的意志高于一切。
万历十三年八月二十日，老天爷终于赏脸，给了大明皇帝一个面子，天朗气清，能见度极高，甚至连金秋的早上，都没有晨雾笼罩，在万士和的主持下，大明朝的阅舰式，在松江府新港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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